玛格南主席斯图亚特-弗兰克林专访

19 世纪60 年代,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在《照相机前的中国》一书序言中写道:“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从1947 年创办至今,六十年来,一代代玛格南图片社的传奇摄影师们也用他们的相机记录下了历史进程中的中国。

在这家传奇性的图片社60 岁生日之际,本报采访了玛格南现任主席斯图亚特弗兰克林、玛格南唯一的华人摄影师张乾琦,以及即将出版《玛格南,玛格南》的图书编辑布瑞吉特拉蒂努瓦。

14 年前的一个秋天,玛格南摄影师斯图亚特弗兰克林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进穿出。他骑得很慢,时不时停车下来,拿出相机对着周围比划几下。碰到满意的场景,他兴高采烈地捧起相机,选好角度,然后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幕幕,在弗兰克林的镜头下,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作为世界上最传奇图片社的现任主席,弗兰克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他每天面对的是49 位优秀的摄影师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照片,剩下的时间则致力于拍摄关于欧洲地形地貌变迁的项目。

弗兰克林1956 年生于英国,29 岁时被介绍进玛格南,四年后成为正式成员。自1990 年来,弗兰克林为《国家地理》杂志完成了20 多个的专题拍摄。2006年,他被推选为主席,成为这支自由部队的大管家。

弗兰克林曾试着放弃摄影,“做了25年摄影师之后,我开始试着接触绘画、文学。”但他最后终究无法割舍摄影,“几年后,我重新拿起了相机,决心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探讨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1980 年代起,弗兰克林开始频繁的造访中国,他为《时代》、《国家地理》等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专题摄影。他热爱中国,因为“任何一个喜欢记录历史的摄影师都会对中国感兴趣”。

F:我呆了大概一个月。至于准备工作,我带上相机就上路了。之前,我读过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比如孔子的哲学。

F:大部分中国人都很有教养、很聪明,喜欢讨论各种问题。我与周围的人交流很多。在中国拍摄期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对抗。1993 年,我在上海住了13 周,繁华的、破旧的、监狱、工厂、酒吧都去过。我很兴奋,上世纪90 年代的上海一切都在巨变,市区的很多地方都在重建,南京路、淮海路完全变了样。我对这些变化非常感兴趣。

F:每次来中国,无论是拍摄期间还是别的时候,我身边都会有翻译。我会找些懂英文的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或媒体人来帮助我,当然也总是会有些政府的人陪同。确实,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很难真正深入其中,但我有自行车。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我都会先买一辆自行车,然后背着相机,骑车在市区游荡,遇到吸引我的地方就随时停车拍照。这时,就会有别人过来跟我并排骑车,用英语跟我交谈。在上海我与我的自行车形影不离。我喜欢骑自行车,而且我认为这是游走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

F:除了语言,对我来说,怎么才能拍到好照片、抓拍到令人激动的瞬间是永远困扰我的问题,同时我也乐在其中。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你得了解你拍摄的地方,那里正发生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当然中国正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人们跟风追逐很多东西,高科技、电影、音乐、时尚,你得了解这些风尚。这不简单,但我喜欢了解这些、知道新东西。在上海的医院拍摄时,我惊奇地发现整容手术变得很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年轻点、漂亮点,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好伴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而城市化的影响显现出来。我出过一本关于城市的书,中国发生的这一切跟其他国家的城市都很相似。

B:据我们了解,玛格南已有1/3 的摄影师来过中国?您觉得什么原因促使摄影师有拍摄中国的欲望?

F:具体的数字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我甚至觉得实际数字会比这个多。现在玛格南有49 个成员,肯定不止16 个人去过中国。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25 年前或更久之前,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转型,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现象非常有意思。除了这些原因,我想还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无论是地域、人口还是文化。我们在欧洲买到的大多数衣服都在中国生产,也许你买时并不知道,但最终总会发现这是“中国制造”。玛格南出版的很多书也是在中国印刷。任何一个对过程感兴趣的人——A 是怎么变成B 的——都会对中国产生兴趣。

B:1970年代前的中国一直都是封闭的,西方摄影师在大街上随处可以捕捉到戏剧性的画面。卡帕、布列松拍摄出很多有名的中国图像的照片。您觉得是世界对中国社会的陌生感造成的吗?

F:是这样的。有关异域的、有关陌生事物的照片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里也有关于神秘东方能够激起西方人兴趣的内容,他说东方越封闭,人们的好奇心越重。我很赞成他的话,好比一栋建筑,越封闭越有人想夺门而入。

也有很多西方摄影师为中国的自然风光倾倒,比如黄山,这里有跟欧洲美洲都很不相同的植被和景观。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自然景观、中国人对集体的观念, 以及所有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感到好奇。

B:自1938 年卡帕到汉口报道二战以来,许多玛格南摄影师都先后来到中国。您对其中哪些摄影师有一些了解?

F:玛格南对中国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特别是从阿诺和吕布开始。我尤其喜欢吕布,他的作品很优雅,构图很美,幽默的同时又有严肃的一面。他的照片带给人一种舞台感,你见过他的照片么,人们戴着面具,美极了。

B:第一代摄影师可以拍摄中国政治题材的照片,而扎克曼等第二代只能拍摄日常生活吗?两代人的区别在哪里?

F:我想首先是色彩的区别吧,上一代人都是黑白胶片相机,对我来说,虽然我也拍黑白的,但还是彩色居多。虽然我们的照片不同,但是我们看待摄影的态度和马克吕布那一代人看待摄影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都是怀着对人、对文化的好奇心而来。我在中国时,我的照片将要面对的是很广大的群体—《国家地理》的几百万读者,所以我需要更客观地去拍摄,我带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进行拍摄。

F:我当时在一座立交桥上,使用的是长焦,具体地点我记不清了,就在上海市中心边缘的某个地方。这是我的惯用方法:在一个地方等上很长时间,然后拍很多照片。当时我觉得,如果能在中国拍一个自行车的系列就好了。我知道一下雨,人们骑车时就会穿上各种颜色的雨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交通工具和防雨工具都会发生变化。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方式,记录一个变化中的中国。

F:是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视角,我喜欢观察人际交往,观察他们居住的环境,这是让我感兴趣的事情。

B: 吕布曾说:“拍摄一个变化如此之快的中国是困难的。图像很可能模糊不清,甚至与事实相左。”你是如何认识自己拍摄的图像?

F:拍摄变化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你了解到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那掌握这种变化就很简单。我自觉对中国的历史比较了解,对中国的未来有些合理的猜测,过去的大部分变化都与经济转型有关。1995 年,我周围的朋友还以为中国人仍穿长褂,我想我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义务是要告诉人们,中国人从商店里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中国转型的方式也很具特色,它采取了一种和缓的方式,从城市慢慢发展到乡村,避免了一些东欧国家的激烈方式。到大城市的火车站去看一看,很多刚刚到达的人的穿着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仿佛他们是另一个世纪的人。所以,你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种新和旧的对比。

Related Posts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